就該案而言，除了關注槍擊本身，也應關注“另一面”——當地究竟有無截訪，罔顧上訪戶實際困難、阻塞其訴求表達。

　　5月2日，黑龍江慶安火車站執(zhí)勤民警開槍擊斃慶安當地人徐純合，引發(fā)輿論關注。據南方都市報報道，當地警方表示，事情因徐在候車室安檢口攔截乘客進站而起；而徐純合家屬則透露，當天徐喝了酒，帶領母親和3個孩子欲前往大連金州，車站安檢人員認出了這對多次上訪的母子，因擔心其上訪而不讓他們上車。

　　徐純合在公共場所與警察發(fā)生沖突，并有搶奪警械的行為，警方還表示其曾有“誰搶到槍是誰的”之類的言語，若這得以確證，警方迅速處置，未嘗不是維護公共安全的應急舉措。如果僅僅將徐純合的行為定性為大鬧火車站乃至襲警，倒也簡單明了。問題是，縱觀整個爭執(zhí)及打斗的過程，似乎很難形成合理的邏輯鏈條。

　　徐純合為什么會突然在安檢口攔截其他乘客？如果是要去搗亂，為何又沒有出現任何襲擊乘客的行為？……而其家屬披露的細節(jié)，似乎讓其發(fā)生邏輯更能自洽：徐“攔人”是因車站安檢人員“截訪”在先，雙方沖突在后。按這說法，涉事安檢員的“截訪”成了引發(fā)該事件的一個引子：是它導致徐情緒失控、矛盾激化。

　　盡管這只是徐純合家屬單方說法，涉事官方回應中則回避了徐攔人之前的情節(jié)，但這并非可忽略的小事，其真相也值得追問。而今當地檢察機關已介入，希望借助全程監(jiān)控公開等手段，能全面還原當時現場。若“截訪”情節(jié)被證實，那形形色色的截訪隊伍中又添“車站安檢員”這股新生力量，它也說明，對公民越級上訪的粗暴應對慣性仍未消弭。

　　應認識到，民眾信訪是法律賦予的權利，任何政府及個人均無權阻攔。2013年11月，國家信訪局副局長李皋指出，公民表達訴求、提出意見和建議的權利依法得到保護，國家信訪局三令五申，明令禁止以任何形式限制群眾正常上訪。而在信訪排名取消、注重當地化解的情況下，組織人手“截訪”，有違法紀。

　　再從徐純合上訪的訴求看，他要求政府幫助接納老母及3個孩子，慮及其具體情況：本人無勞動能力、妻子有精神殘疾，這也符合國家相關救濟政策。關于信訪，中央曾明確要求，群眾訴求合理的解決問題到位、訴求無理的思想教育到位、生活困難的幫扶救助到位、行為違法的依法處理。而今在槍擊案發(fā)生后，當地政府立馬給予其家屬“救助”，滿足了其上訪訴求，客觀上也證實了上訪內容的合理性。問題來了：當地為何不能早點妥善解決？其主體責任又體現在哪里？

　　也正因“救助”來遲，且是在徐純合死后急匆匆解決其家屬的安置問題，這也被人質疑，是危機效應下的維穩(wěn)之舉，而非主動的履責行為。

　　所以就該案而言，除了關注槍擊本身，也應關注“另一面”——當地究竟有無截訪，有無罔顧上訪戶的實際困難、阻塞其訴求表達。盡管說這個事實判斷無礙對危害公共安全行為的處理，但它也是地方治理能力的一面鏡子。若查出問題，就應依據信訪工作紀律處分相關法規(guī)，落實“誰制造問題、誰承擔責任、誰受到追究”的問責機制。唯有如此，才能倒逼地方政府、官員摒棄病態(tài)落后的維穩(wěn)思維，從善而治。(胡印斌)